嚴濟慈之子嚴陸光院士向嚴濟慈先生塑像獻花。楊天鵬/攝
1977年嚴濟慈。中國科學院大學供圖
1981年11月27日，嚴濟慈出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首屆研究生畢業典禮并頒發畢業證書。中國科學院大學供圖
嚴濟慈去世25年后，他曾居住北京后椅子胡同的老院子還在。院墻有翻修過的痕跡，門上的大紅色油漆還算飽滿，一棵老樹探出多半個身子來，張著光禿禿的枝椏，像只護巢的大鳥。
這院子離長安街不遠。春秋佳日，70多歲的嚴濟慈常會甩根備用的拐杖去長安街上遛彎兒，他走得很快，“高興的時候還用鐵杖頭點點地”。到了冬天，他曾在這院里砸煤、劈柴，用來取暖，也會穿著棉襖坐在那兒看報或看天。
1985年，嚴濟慈搬離時，這里已是年久失修的“危房”。
后來房子修復好，他沒能再搬回這里，也沒能捱過1996年的冬天。這位生于清末、長于民國，又親眼看著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的老人閉了眼，被圍在很多大人物送的花圈里。
人們以各種方式懷念他：他的名字被用來給建筑、道路、獎學金和小行星命名，他的雕塑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2019年CUSPEA同學會上，有人舉著牌子，上面寫著“嚴老是我的恩人”。
近來，一場紀念他誕辰120周年的座談會在中國科學院大學玉泉路校區禮堂舉行，會場上坐著10多位院士，包括他的兒子嚴陸光。
“兩彈一星”元勛之一錢三強稱嚴濟慈為“先生”，他和鐘盛標、陸學善、錢臨照、吳學藺、楊承宗等10余人均由嚴濟慈推薦到國外著名學府留學。
他是中國現代物理學研究工作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徐悲鴻稱其“科學之光”，物理學家潘建偉院士稱其“是知識分子的典范?！?/font>
時代把光打在他身上，又把它拉成長長的影。人們在歷史中去打撈這些光和影，似乎要從中找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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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位他的家人提過，嚴濟慈是位寡言的人。
他的孫子去看他，有時就是陪他坐著，“在我們問候過他的身體，他問過我們的工作學習以后便坐著”，如果坐得住，可以一直坐下去。
他的兒子曾猜測，這和他生于農村以及他那不太好懂的東陽話有關。有下屬曾發現，嚴濟慈為讓別人更好理解他的東陽話，凌晨3點還在練習、背誦當天上午的大會發言稿。
他不會唱歌、跳舞或打牌，很少看電影、看戲，倒是很喜歡看報，偶爾也和旁人討論一下，“但每每就是很少的幾句話，顯得很沉默”。
他也看電視、聽收音機，但只限于新聞。他有句有名的話，“所費多于所當費，所得少于所可得，都是浪費?！?/font>
有人說，他“從本質上講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即使到了巴黎，也沒有使他浪漫起來”。
但如果不讀嚴濟慈寫下的文字，還真容易輕信他就是位不茍言笑、嚴肅甚至有些保守、無趣的人。
嚴濟慈愛寫。他的古文功底不錯，啟蒙先生是位太學生，他所在的新式小學在二年級時開設英語課，但畢業時同學間仍流行以舊體詩相贈。
他在大學里寫了兩本書，一本《初中算術》在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40年前一直被教育部指定為“官方教材”，行銷東南亞；另一本《幾何證題法》（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很受歡迎，以至嚴濟慈不得不在其出版50多年后應出版社之約把文言文“翻譯”為白話文再版。
后來，他又寫了大學用的《普通物理學》、中學用的《高中物理學》《初中物理學》《初中理化讀本》等。
嚴濟慈的兒子嚴陸光在與別人交流時，常聽到對方脫口而出，“噢！我在學校念的是嚴濟慈物理?！?/font>
嚴濟慈的文字饒有趣味。他在書中這樣解釋“無絕對的大小”的量數：譬如“平均貓壽八年，那十歲的貓為上壽，但十歲的人，還是孩子”，“又如平均火車速度為每秒50尺，那每秒30尺的火車，必是慢車；但人能跑得這樣快，定可在遠東運動會奪錦標了”。
這位科學家對寫文著書頗有心得，“要寫好書，就應該推陳出新，寫出自己的風格來，絕不能東抄西摘，剪剪貼貼，拼拼湊湊。寫書就好像是釀蜂蜜，蠶吐絲……采花釀蜜，可說是博采眾長，吐絲結繭，真正是‘一氣呵成’”。他追求寫出自己的風格，要文如其人，“除了數字、公式、表格外，要盡量用自己的話去論述問題。當別人看你寫的書時，就好像聽你在說話一樣”。
他在留法期間每隔幾天就會寫信給當時的未婚妻、后來的夫人張宗英，寫成了一本《法蘭西情書》。有年輕人拿著這本書“教育”自己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學家怎么跟老婆說話的！”他的95后重外孫女李思敏讀后說，“太爺爺如果不是位科學家，會是位詩人?！?/font>
他還是位科普作家，給雜志寫過近20篇學術評價和科學政論文章，以及一些科普文章。他批評國民政府度衡量的《論公分公分公分》、駁斥科學不需自己研究只需從外“拿來”的《科學是國際的嗎？》被視為“經典”，“都被爭相傳誦，眾口稱贊”。
嚴濟慈寫得最出色的應是他的學術論文。
他的博士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曾讓巴黎學界震驚。在此研究基礎上制作出的石英振蕩片，可用于控制、檢測無線電波的頻率/波長，“好像一個電臺的心臟一樣”。
他憑此成為中國研究晶體壓電效應的第一人。
在1927年回國的船上，同要歸國的徐悲鴻一眼認出了這位“名人”，并為他畫下素描小像，譽其“科學之光”——這是個耐人尋味的評價。嚴濟慈字慕光，從另一角度來說，科學也是他所追尋的光。
當時有句話講，“當官去南京，賺錢去上海，做學問到北平”。1930年，二度留法歸來的嚴濟慈來到了北平研究院。那時的北平很安靜，大半北平人還保持著“旗下遺風”，“待人接物彬彬有禮”。
嚴濟慈擔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后來他寫信從居里夫人那里討要了些含鐳的鹽樣品和放射氯化鉛，又籌集起放射學實驗室和鐳學研究所。他和幾名年輕人泡在東皇城根那方小天地里做研究。 錢臨照、陸學善、鐘盛標、錢三強、楊承宗等都曾是他的助手，后也都經他推薦到國外著名學府去留學深造。
周末，有朋友來找他，張宗英就講，“他除了吃飯、拉屎、睡覺在家，星期天也在實驗室里”。
他在留學巴黎時也是這般。胡適曾在飯桌上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個花花世界里你還能做學問?！?/font>
嚴濟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鬧市里還能做學問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家?！?/font>
想必，嚴濟慈也樂在其中。他曾寫道，“怎么會有人覺得科學枯燥無味呢？還有什么東西能比支配宇宙的自然規律更引人入勝呢？自然規律的和諧和真實，使小說顯得多么空虛，神話顯得多么缺乏想象力??！”
那是他科學生涯的黃金時代。在1927年至1938年的12年間，他的名字和53篇科學論文一起被刊登在法、英、美、德等國重要學術刊物上，被中外學者引用。
他寫論文和寫書一樣，求“新”， “決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問題，還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更要自己創造工具來執行這個方法。這才是獨立研究，這才可使中國科學獨立，脫離殖民地狀態”。
有人曾這樣評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物理學事業最早幾十年的成績，主要得益于少數幾個人的影響。嚴濟慈正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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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里，有一張安靜的書桌做學問是件奢侈的事。
“七·七事變”的槍炮聲從盧溝橋響起時，嚴濟慈正在法國，不少法國朋友勸他留下來，“戰火遍地，你現在回去又能干什么？”
這是他第三次面對去與留的選擇。
他第一次赴法留學是在1923年?！案又y”后，留學救亡的呼聲四起，有人疾呼，“留學外國者，今日之急務也”。等他大學畢業時，中國留學熱的潮頭已從日本調轉歐美。老師何魯主張他赴法留學，其他老師熊慶來、胡剛復等也拿出積蓄資助，熊慶來甚至典當了自己的皮袍子寄錢過去。
嚴濟慈給張宗英的信中寫道，“吾離國后方知我有一件東西叫國家，以及國家的可愛”，“今日世界利彈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學無以立國”。
1927年載譽歸來的嚴濟慈被四所大學聘任，當時每月能拿大洋880元——那也是嚴濟慈一生中收入最高的時期，他很快還完了留學時所欠下的債。1929年，嚴濟慈攜夫人張宗英再次赴法，他說這次是代替兒子出去的，“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兒子這一輩，中國科學水平提高了，他們就用不著出國”。后來，他回國扎根在了北平。
這次，嚴濟慈從法國經越南輾轉到達了昆明。
他要“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是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要立即回到我的祖國，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圣的抗戰奉獻我們的綿薄之力”。此番言論被媒體報道后，他北平的家門口來了日本憲兵蹲守，他還未來得及見上一面的女兒被毒殺。
當時的昆明也并不安寧。日本的轟炸機像吃人的禿鷲一般，三天兩頭在頭頂盤桓，時不時扔下一串串炸彈。嚴濟慈把從北平遷來的物理研究所安頓在一座破廟里，“完全轉向戰時工作”，待敵機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繼續磨鏡頭、鏡片。
彼時借住在嚴家的程葵珠記得，嚴濟慈“常常摸黑或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時回家又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人也明顯地消瘦下去”。后來她才知道，他正在物理研究所研究應用光學、研制抗日急需的軍用儀器，“他說一個人再有才智，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是無法讓科學為民族、為正義服務的”。
他和錢臨照設計制造的中國第一臺高倍率的顯微鏡鏡頭便是這樣來的，王大珩稱，“其光學質量與外國名廠的產品不相上下”。在這里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顯微鏡被送至前線的醫療陣地以及科研機構，1000多具水晶振蕩器被安裝在無線電臺、警報器，300多套軍用測距鏡和望遠鏡被運往我國及印緬戰場。
這也是我國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學儀器，“以前都要進口”。
1946年，國民政府給嚴濟慈頒發了一枚景星勛章。后來，有人在他北平的家中見過這枚勛章，被隨意放在書桌上。他的孫女嚴慧英后來才從別人口中得知這枚勛章的故事，“爺爺從沒給我們提過”。
抗戰結束后，嚴濟慈很興奮，“他太盼望再像抗戰前回實驗室做實驗了”。
但他等來的卻是內戰、物價飛漲，以及北平研究院每月僅360元金圓券的經費——每個研究員每月的研究費約合6角余金圓券，在那個“拎著一麻袋錢都買不到什么東西”的時局下，“連買一個大餅也不夠”。
此前，嚴濟慈被邀到美國講學，“其實是可憐中國學者餓得瘦了，叫去吃面包和牛奶”，弄得他“一肚子氣”。
1948年9月，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府請剛當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們吃飯，嚴濟慈也在其中。去的途中，走在前面是小車，院士們坐的是大卡車，他們在車上開玩笑說，“大人坐小車，小人坐大車”。
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找院士談話，讓他們去臺灣。開完院士會，確有7人去了臺灣，12人去了海外。嚴濟慈則借故先回到了昆明，后經轉香港，在共產黨組織的設法安排下經天津回到了北平。
“反動政府拿學者當花瓶的把戲，真是表演得登峰造極了?！眹罎群髞碚f。
1949年9月，郭沫若提出要嚴濟慈參加中國科學院籌建的組織領導工作。
但嚴濟慈仍想重回實驗室，他說，“一個科學家一旦離開實驗室，他的科學生命也就從此結束了?！?/font>
“不過倘若因我們的工作能使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實驗室，豈非是更大的好事！”郭沫若的話打動了嚴濟慈。
這年10月1日，嚴濟慈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張宗英說他那天“高興得跟孩子似的”。
在天安門的歡呼聲中，中國的史冊翻開新的一頁，嚴濟慈的人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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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實驗室，嚴濟慈有了很多新的工作和頭銜：比如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東北分院院長、學部技術科學部主任、副院長……后來，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他沒什么“官樣兒”。他的衣服不多，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他經常用的筆，是上世紀50年代出國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時發的紀念品。后來按照他的遺囑，他的生前積蓄10萬元捐作東陽中學嚴濟慈物理學獎的基金。
他的孫子把這理解為，對這些身外之物的“無所求”。
嚴濟慈的生活也過得極規律、簡單。80歲以后的他，還每月固定幾天去中國科學院上班。
“看書、上課、去實驗室，如此而已。一直到他后來回國，乃至他進入老年，過的也基本是一種中規中矩的讀書人的生活?！彼募胰嗽鴮懙?。
1939年住在昆明時，嚴濟慈曾對一位已入仕途的東南大學同窗說，“希望你保持文人本色，不要沾上官氣?！?/font>
他骨子里還是位文人。
他沒什么“官架子”。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技術科學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讓在他的主任辦公室里擺上一張同樣的桌子，給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兼職的茅以升“來辦公創造應有的條件”，“要多向工程界、產業部門的專家們學習”。
二人當時住在長安街一南一北，又同是九三學社社員。每次茅以升來家里談事，嚴濟慈都會送他過長安街，“二位老者就在路邊繼續討論，然后茅老會送爺爺再回長安街北側，再繼續討論?！钡浆F在，嚴慧英還記得他們當時的興奮。
晚年的嚴濟慈也常被邀請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上午9點的會，他往往8點45分已到。有人擔心他勞累建議早點離席，但他照樣坐到會議結束，“你講要人家聽，人家講你卻可以不聽，沒有這個道理”。
見到自己的老師熊慶來，他仍“畢恭畢敬地像位小學生”。 “文革”期間，熊慶來蒙冤，很多人怕被牽連，嚴濟慈仍每年去拜年。熊慶來過世，熊家后人給20多位學生打了電話，只有嚴濟慈和華羅庚來了。為了給熊老師平反昭雪，他還去找了胡耀邦。
家里的保姆常算不清賬目，嚴濟慈就幫她算；給孫子寫信，嚴濟慈都以“您”稱呼，落款是“您的爺爺”；在家吃飯，或回到東陽老家和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飯，他定要等人都坐齊了才一起動筷子，“他也不催你，他就坐在那里等著”。
嚴濟慈在“文革”期間得以保全，嚴慧英覺得一是因為他能做事，二是他的“禮數”很周全，“大家都很喜歡他”。
他沒文人的狂傲。與嚴濟慈有過三次會面的潘建偉甚至覺得他“很可愛”，“手也是非常溫暖、綿厚的”。
但嚴濟慈身上有文人的執拗，在是非面前也很“較真兒”。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上冒出些“耳朵認字”“穿墻透壁”等偽科學之說，他是最早跳出來反對的，覺得這些“特異功能”大有“變魔術”之嫌。
在1981年召開的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擴大會上，他和于光遠、李昌為一方，與支持這類“特異功能”的個別科學家以及有關部門領導，搶話筒“激烈地辯論和尖銳地直接對抗”。
他在報紙上看到我國有關部門準備與某外國簽訂合同，承擔為其處理核廢料并在我國予以埋藏，以換取資金來發展我國核電工業，連夜上書反對。
有次，記者金濤去嚴濟慈家中拜訪，“碰巧遇到幾位身居高位的官員從嚴老的會客廳悻悻而出”。后來他才知道，這些官員是來向嚴濟慈“游說”核廢料這事的，被嚴老嚴詞反對。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風骨，不唯上，只唯實?！迸私▊フf。
李政道在寫給嚴濟慈90壽辰的賀信中寫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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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不時會有一道有趣的景觀——
嚴濟慈3米高的銅像上會出現各式水果，還有零食、奶茶、娃哈哈，尤其是每逢大考前。有次，當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讀的學生譚某去給“嚴濟慈”送吃的，發現有位學長正在向“嚴濟慈”吐槽物理太難了，怕打擾別人，她忙離開了。
在五六十年前，嚴濟慈也在這所學校創出過一道奇觀——
60多歲的嚴濟慈講物理課，課堂總是滿的，能裝下二三百人的階梯大教室里還有很多人站著，“連外校的學生和助教也慕名趕來聽課”。學生為搶到前排的好位置，早早去占座，以至于4個系的班長不得不排出了一張座位表，前后、左右兩個方向同時滾動，“就像排球比賽的換位”。趙忠賢、白以龍、郭光燦、王震西、陳立泉等兩院院士就曾坐在臺下。
講臺上的嚴濟慈總“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教材，常常從中間講起，或者末尾講起。他反對照本宣科，強調生動有趣，他認為講課是一種科學演說，教學是一門表演藝術，一個好的教師要像演員那樣，上了講臺就要“進入角色”“目中無人”。
剛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學生說，“聽嚴先生的課比下館子還舒服?！?/font>
嚴濟慈讀四書五經長大，但這并不影響他成為一位“大膽”的教育家。
在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安徽后，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舊址上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所研究生院，嚴濟慈出任首任院長。1977年，年近八旬的他在《人民日報》上刊文《要為辦好研究生院而竭盡全力》。
他把研究生院辦成了一個“沒有圍墻的學?！?。在他的堅持下，在“文革”中受到審查的李佩走上講臺；在他的邀請下，李政道、楊振寧等國內外著名學者來校講學， “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如今，這一研究生院已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被稱為“專門培養科學家的地方”。
嚴慧英說，那也是她“聽到爺爺爽朗的笑聲最多的一段時間”。
參與創辦研究生院的同志常到家里與嚴濟慈商討問題，每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成績，爺爺就會大聲叫她：“慧英，拿茅臺來！”
在他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期間，他提出要辦一個國際上沒有的“00班”，入學不分專業，鼓勵學生重視基礎課學習，打牢數理基礎；后來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少年班”， 并建立起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完整教育體系，他提倡教學和科研要結合起來，實現教學相長。而今，“少年班、科技英才班和百分百自由選專業等，已成為科大人才培養的名片”。
在沒有托福、GRE的時代，嚴濟慈和李政道聯合發起中美聯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計劃（CUSPEA），推開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學子赴美留學的那扇門。
“沒有嚴先生就沒有我的今天?！闭f這話時，如今已80歲的劉宇通仍有些激動。由于“文革”遺留問題，考了CUSPEA選拔考試前10名的他因沒有檔案沒法進行政審、辦理護照，是嚴濟慈拍板直接辦理護照，盡管他們從未見過一面。
在2019年CUSPEA同學會上，劉宇通舉著牌子感謝離世多年的嚴濟慈。嚴慧英見了，感動得熱淚盈眶。
“回想一生，他常感不足的是自己對教育事業，對青年的培養做得還不夠?！眹狸懝獾仍跁袑懙?。
他鼓勵青年要“勇于好高騖遠，善于實事求是”，“如果一個青年考進大學后，由于教學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雄心壯志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從蓬勃向上到畏縮不前，那我們就是誤人子弟，對不起年輕人，對不起黨和國家”。
他對自己晚年仍能親身教育培養后人而欣慰。與大學生的合影一直掛在他的書房。
嚴慧英總聽他說，“科大和研究生院的同學們，男生個個想成為愛因斯坦，女生個個想成為居里夫人，讓我如何不愛他們”。
即便不是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嚴濟慈也不吝嗇自己的“愛”。
“文革”期間，受監視的嚴濟慈只要有機會接近青年，就鼓勵他們讀書，悄悄找來參考書借給他們。當時有學生趁旁人不在，就來請他講解 ，后來這位學生成為1978年首批留學生之一。
過了90歲，嚴濟慈很少出遠門，但仍到安徽參加中國科大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在合肥舉行國家鑒定和驗收儀式，時值大雪，天寒地凍，他說中國科技大學是他的“掌上明珠”，“我每次來都看到她放出新的光彩?！?/font>
在人生的最后10年，他7次返鄉，去了東陽中學7次，浙江師范大學4次。每次和師生講話，他都習慣站著講，有時一站2個多小時。他還曾開玩笑說，這樣站著“我可以看你們清楚些，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漂亮的臉孔”。
在潘建偉看來，嚴濟慈影響了很多東陽學子，東陽中學最好的學生很多都報考了中科大，“對我們的影響后來就變成了一種精神性的東西”。2018年，他在《朗讀者》上朗讀愛因斯坦的作品《我的世界觀》，說將此“獻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老校長嚴濟慈教授和我所愛的人們”。
近日，在嚴濟慈曾主持過開學典禮、頒發過畢業證書的中國科學院大學禮堂，舉行了一場紀念嚴濟慈誕辰120周年的座談會。中國科學院院長侯建國說，當年嚴濟慈種下的“科教相長”的種子，如今已長成中科大、國科大這兩棵參天大樹。
他在79歲時,才寫志愿書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讀者來信提問，一位八十歲的科學工作者為什么要入黨？為什么要在一些人認為黨的威信下降的今天入黨？為回應這些問題，嚴濟慈寫下一篇《我為什么這個時候入黨》，刊發在1980年的《中國青年報》。他在其中寫道，“自愿和樂意成為給年輕人打開一切科學道路使他們奪得科學高峰的人，承認科學的未來是屬于科學青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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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女的教育，嚴濟慈沒那么“上心”。
但令不少人艷羨的是，嚴家又被稱“小科學院”。歷史學家周谷城曾為其題詩，“五子登科開學運，一家小院有科名”。
嚴濟慈的長子嚴又光自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之后從事軍事國防領域科研；次子雙光從南開大學畢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前，是國防工作重要工廠副總冶金師；第三子三光夭折；四子四光自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后，擔任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等職；五子武光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留蘇，后為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六子陸光自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電力系畢業，曾任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于1991年當選院士。
嚴濟慈一直認為，孩子的事，做父母的不必多管?！爱斎荒菚r候社會風氣也好，家里各方面來往的人都是規規矩矩的人。我對孩子的升學、工作，從來沒有給他們活動過”。
但兒孫身上有嚴濟慈的影子，“嚴家兄弟閑時的消遣和父親差不多，都喜歡讀書做題，尤其是外語和數學題”。
“你說知識和學問有什么不同？”嚴濟慈問從莫斯科留學歸來即將參加工作的嚴陸光。
嚴陸光愣住了。嚴濟慈說，“人生有不同的階段。學生時代主要是增長知識，學各種各樣的知識，懂得些道理。所以，要拼命去獲取各種知識，這些知識有沒有用都沒關系。你現在要走向工作，這是人生另一階段。工作的成就關鍵在于你有沒有學問，學問就是用你的知識能夠解決你需要解決的問題?！?/font>
“他不太會說很多話，但他會在你關鍵的時候給你指導?！眹阑塾⒄f。
平日里，孩子的教育多由張宗英負責。張宗英是東南大學的第一位女生，著名教育家張鶴齡之女，“小時候家里還有給梳辮子的丫頭”，18歲時還曾積極參與五四運動。她和嚴濟慈自由戀愛結婚，之后主要是相夫教子。她的家人曾說，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張宗英或許會成為一名科學家或社會活動家。
嚴濟慈在寫給張宗英的信中說，“回想起這廿五年來，對不起您的地方太多了?？偲饋碚f，是犧牲了您，成功了我。我的成功是假的，您的犧牲是真的。我不知道該如何來補救一些?！?/font>
次子嚴雙光去世后，張宗英因傷心過度，身體受損，一說要水要藥，嚴濟慈夜里也會起身張羅。
1984年，張宗英病逝，嚴濟慈把她的一半骨灰帶回了家，“旁人一點看不出他的悲傷”。喪事過后幾天，他照常上班。
但后來兩次搬家，張宗英的紀念室和遺物都是嚴濟慈親自安排。二人的信件、嚴濟慈每到一處給張宗英寄來的明信片被保存至今。
餐桌上張宗英的座位也一直空著，即便有逢年過節來吃飯人多了也仍如此。此前，他們二人一直相對而坐。
后來，家人才知道，“他每天早晨起來，首先在母親遺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遺像旁坐三五分鐘，才開始一天的活動”。這一習慣，一直維持到他96歲時住院、昏迷、去世。
最后，二人合葬，墓地上長著一棵“雙生樹”，從根部伸出的兩枝干比碗口還粗，樹下墓碑上刻有四個大字——科學之光。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03-03 08版）